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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之后,能合作人人都安;不能协力则大家都不安宁。所以荀子说:“分何以能行?曰:义。”义便是合理,怎样分工才能收到合作的效果呢?只有“合理”一途。第二,在职位的安排方面,要带有机动性。有多少人需要哪些职位?成为组织调整的思虑重点。而不是依据工作分析的结果,设置多少职位。职位的产生,是由人的需要设置的,主要作用在于摆平,更要紧的是人心的感受。大家肯用心,工作自然好,这是因人设事的重要原则。居上位的人,公正而不公平,则是实现此项原则的主要依据。真正的公平,不是表面的、形式的、虚假的公平,对中国人而言,非常重要。有原则地应变,叫做“以不变应万变”。变来变去都不致叛离原则,称为“万变不离其宗”。一旦偏离既有的原则,便成为“离经叛道”,为君子所不为,所以中国人必须“持经达变”,却千万不可以乱变。“经”是方的,规规矩矩,实实在在,方方正正。“权”就是“变”,要变得圆满,才有资格成为“变通”,所以是圆的,千变万化,却能够圆融、圆通、圆满,变得“面面俱到”,使“大家都有面子”。3313 cc莅临金沙自古以来,我们观察当权者的三个阶段,似乎是同样的过程:初创时期,大家都是兄弟,而且是好兄弟,好话固然乐于听闻,坏话也是逆耳的忠言、苦口的良药,感激不尽,当然不会觉得不好听。巩固时期,开始分出主流与非主流。认为靠得住的,务必加以重用,因为好人本来就不多,不用这些人用谁?不可靠的,越能干越要加以迫害,以免夜长梦多,不知什么时候,为这些厉害人所害。到了衰落时期,对任何人都相当怀疑,好像好人也会随时变成坏人,实在不可不时时提高警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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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式管理,应用易经的道理,充分掌握“阴中有阳,阳中有阴”的自然规律,来合理因应“同中有异,异中有同”的人事现象,对于世界大同的远景最为合适。如果从这个观点来评估“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”,应该相当有根据,而且也十分符合人类的福祉。中国式管理的三大特色:以人为主、因道结合、依理应变。不但可以因人而异、因道而异,而且同样的人员和理念,还能够因时因地而合理调整,以求制宜。就地正法可以变成就地合法,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是变不通的呢?诚信问题,在中国社会,永远是各说各话,始终难以真相大白。人人不违法,个个能变通,所以人的因素,显然比法更为重要。人治大于法治,表现在有法却常常由人来变通,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话说,就算说话,也不过是白说。有如狗吠火车,毫无效果。3313 cc莅临金沙第四次在公元14世纪,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,十余年间,推翻元朝蒙古人的统治,恢复中华王朝。其创业之艰难、胜利之快速,在中国历史中,仅有这一次。他以家族道德为中心,再兴汉族,造成汉族的中兴大业。

但是,从表现上看,中国人相当服从,举凡上级的指示,一律说好。实际上说好的同时,心里非常不以为然。只是中国人不喜欢、也不习惯于当时就把心里的感觉说出来,默默地不一定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,对中国人而言,并不是欺骗上级,反而是尊敬上级的表示。通常,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采取“大家一起来”的策略,没有分工,也不设置任何职位。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局面当中,最容易看出各人的特性。于是就现有人员来加以衡量,因人而设事,建立起初步的组织。有两个人适合当主管的时候,我们先分成两个单位。等到再有人非当主管不可,或者具有担任主管的能力时,再变成三个单位。我们的组织常常变更,然而大家心里有数,完全是依照“人”的需求,只是口头上一定要说基于“事”的需要。亲疏有别、长幼有序才是人与人之间“自然的”关系,如果明定为法律,反而“把原本自发的变成被动而他力发动的”,实在不自然。这种“层层打折扣”的现象,固然使得上层的意图,逐渐走样,甚至不断地变样,形成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的局面,有时候会使上层的美意,变成恶劣的政策。但是“现场是变化的,而且不断地变化”,也使得“对于现场状况的理解,越高阶层越不得其真”,实在不能怪责各阶层人员,主动修改上级的经,演绎出自己的权,以资符合实际的动态。

中国人把二看成三的智慧,使我们在“解决”与“不解决”之中,找到一条“二合一”的途径,即为“化解。遭遇问题,马上动脑筋,要想办法加以解决。乍听起来很有道理,也显得十分积极。然而,深一层思考,便不难发现,一个问题解决了,常常引发更多的问题,弄得大家越来越忙碌,并不合乎管理所要求的“省力化”。后遗症的严重性,想起来相当可怕。组织成员,分工分到合理的地步,依“其他”来互相支援,也做到合理的程度。合理就是“不过分”,所以也是一种守“分”的表现。这样的分工协力,必然能够缔造良好的组织力,产生“和”的品质。第三,大家庭第一代的老父母或祖父母亡故后,或者发生重大事故,这个大家庭就会分家。联盟的主体企业,若是倒闭或有重大事故发生,合作的小企业也会纷纷离去,同样会带来一些“分家”的麻烦。仔细观察中国人的习性,不难发现“当一个中国人有道理的时候,他喜欢讲道理,而不提法律条文;当一个中国人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道理的时候,他就开始引用法律条文,企图以合法来掩饰自己的无理或不合理;当一个中国人知道自己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时候,他便胡乱骂人,想要以泼妇骂街的方式,来获得同情或乡愿式的和稀泥以求自保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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